中心校的学制为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学校去年新盖了教学楼，还为教师单独盖了一栋专用的教师宿舍，工资待遇也不错，可以达到1500到2000元每月。因为教师的待遇逐年提高，每年怒江州想考教师资格证的人非常多，只有考上了才可以享受正式编制的待遇。中心校的教师大部分都是外县的年轻人，独龙江此地交通闭塞，物资缺乏，但好在待遇不错，虽然不能自主选择，他们还是乐于呆在独龙江。
中心校现有学生600多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在学完6年或9年后回到家里务农，只有极少数的可以去到县城读高中。原因之一是在独龙江的小农型家庭生活中劳动力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独龙江生产力低下，至今还是半农耕半渔猎状态，孩子在独立成家以前是家里非常主要的劳动力，之二是子女要承担起养老养病的责任，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一旦子女外出上学、打工、生活，则家中的老幼病残就没有人照顾，所以父母也不希望子女外出。之三是现金收入太低，独龙族是全民族领取国家低保，每人每月30-60元不等，除了低保，其他现金收入只能靠挖草药和打猎，农业上基本没有现金收入，一般群众无法承担起上高中、上大学的花销。
另一方面，独龙族年轻人出去打工的也不多。教育水平低，很多连汉语都说不好，去到外面，文化差异、语言障碍使得他们根本无法和汉族农民工竞争，更何况汉族现在已进入了二代农民工阶段。他们大多是过了一段时间没挣到钱就又跑回来，有些甚至被人骗的身无分文连回来的路费都没有。一次闲聊中，金都里跟我说起，他其实还有一个弟弟，去了外面，已经有5、6年的时间没有跟家里联系了，曾经在深圳打过一个电话问家里要钱，后来就音信全无，他说他怀疑弟弟被传销骗了，现在金都里的父亲已经80多岁了，希望死之前他们能见上一面。还有一次，在秀切村一户纹面女的家里，男主人托我打听一件事，他说他们村里有一个男人去了北京打工，现在听说生了病，在北京回不来，问我是否认识。我十分能理解他们从自己封闭温和的熟人社会，一下子进入到残酷冷漠的消费社会，所体验到的那种无所适从、慌张无助。就像我10多年前第一次来北京，看着三环路上那如水般的车流和无法跨越的马路，内心是前所未有的虚弱和恐惧。
而那些有机会去外面读高中、读大学的人，毕业后也绝不会再回到故土，独龙江还是一如既往的贫困。所以，只重教育而不重机制，只重个人机会而不重公民意识，所能带来的，只是逃离困苦环境的能力，而不是改变困苦环境的动力。所谓的“知识改变命运”，其实是一种国家责任缺失下的“逃出生天”主义，是一种很自私很操蛋很没有责任的说法，他似乎告诉你：逃离了苦难，苦难便可以消失不见。一个人的命运固然容易改变，但社会公平，社会责任如何体现？难道所有中国人都应该崇尚机会主义，所有中国人都移民外国，从此中国就进步了吗？那些拿着外国护照而在国内大把赚钱的演员、商人，那些全家移民自己却在国内敛财随时准备逃离的官员，难道应该是我们效仿的对象？
我想起小时候常听到的大人们吓唬小孩的一种说辞：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要挑大粪，抬大土，就要如何如何.....原来，我们一直接受的是一种关于如何逃离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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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long Jiang, Yunnan China 2010 |
在独龙江的一个村子里找厕所，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一个木板搭就的简易厕所。
刚脱了裤子，正要发力，忽然发现了此书，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独龙文十七大文件汇编。书从中间一份为二，一半插在厕所东头，一半插在厕所西头，其功用不言而喻，只是其纸质用起来想必不太舒适。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独龙文，翻开看了看，发现独龙文皆为拉丁字母，实际就是将独龙语拼音化，至于采用的是独龙江上游的口音还是下游口音就不得而知了，很多新词基本从汉语音译而来，发音接近，比如“代表”、“文件”等。和拉丁化的壮语差不多。
建国初期，我国编制颁布了一批无文字少数民族语言的拼音化书写方案，八十年代初期又补编了一批，独龙语便在其中，这算是干了件好事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拼音化的少数民族文字并没有在相应的民族中推广开来，反而消失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仅为官方印发文件或展示民族政策时作为象征符号使用。在独龙江，除了这本书，我便再未看到过独龙文。询问了很多人，也没有找到能够读写独龙文的人，据说只在下游某村有两个会使用独龙文的村干部。当地的学校也不教授独龙文，学校不教，那文字传承就无从谈起，自然也就没有人使用。当地普通老百姓的日常农业生活中也确实没有必要使用文字，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本民族文化的流失速度，没有文字，各种文化现象和历史文学便没有记录载体，无法形成文本，在当下的中国，对于没有文字的弱势文化，这无疑具有放大效应。当地的小学老师跟我说了另一个问题，因为整个教学体系都是按照汉语系统来设计的，若使用独龙文教课，那数学等学科的教授难度就会大大增加，而且很多教师都是从外面来的，根本不会说独龙语。
一个与此相反例子是傈僳文。傈僳族的文字也是拼音文字，但并不是国家编制的，而是一百多年前由来滇西传教的外国传教士编制的，如今傈僳文没有消失，反倒是使用普遍，原因是在宗教生活中文字的重要性远甚于农业生活，宗教成为推广文字的一个重要渠道。现在独龙江有600多基督教信众，他们不会独龙文，大部分却会傈僳文，唱圣歌和阅读圣经都使用傈僳文，教会还会专门派人到六库的教会学校去学习傈僳文。
独龙族的民歌、传说等口头文学和医药、历法等民族科学若没有文字化的系统整理，全凭口头传承，想必不久就会消失，谁能指望喜欢Super Junior的新一代独龙少年会去学习传统民歌呢。不过这就是历史，发生的终将发生，变化和消逝本身也是文化生态的一部分，不能也无法阻止，就像我以前说过的那句话：除了宽恕历史，我们别无他门。
2010年1月 独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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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色达，路过阿坝州金川县，停车住宿，下楼找东西吃。大渡河水穿城而过，县城不大，就建在河谷里的狭长地带。
在县城边缘靠近河岸的一小街上，找到一家小饭馆，老板一家正在吃饭。老板是当地的嘉绒藏族，还有一个来买外卖的本地人，也是藏族，他们从外表看起来和汉族没什么区别。和他们聊天。他说我们嘉绒藏族基本都汉化了，虽然身份证上写的还是藏族。他们相互之间藏语都已不说，只有如父辈的老人才会说。藏文也不认识，当地的小学也不学藏文了。金川县汉藏大约各占一半，但老板说，县城里的好位置都让汉族占去了，城中基本没有藏族的地盘，藏族一般只能是住在县城的边缘地带，或者沿河而居，生意不好做。语气里没有预想中的愤愤不平，反倒是一种平静的伤感。我注意了一下这条小街，确实如此，我们停车住宿的地方已是快要出城的边缘，并且这条小街并不是出城的路，车和人都很少，沿街的几家都是小本经营的小吃店，生意寥寥无几，大多如自家厨房一般。
吃完饭，天色渐暗。回到房间，河水在楼下激流而过，发出很大的声响，窗外远处，城里的各色霓虹灯闪烁了一夜。
2010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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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四川，车沿大渡河一路走来，从阿坝州的金川往下游，水电站建设如火如荼，劈山打洞，填谷拦河。手笔之大，工程之浩，用“山河破碎”来形容毫不为过。
大渡河发源于青海果洛州的阿尼玛卿山脉，一路多条支流汇入，水量充沛，落差极大，有这么好资源的地方，各个垄断集团们当然不会放过，上下游多级电站分别被中国国电、中国华能、大唐国际瓜分。公路因水电站的建设不时的改道，一路尘土飞扬，部分路段和村庄已经被淹没。偶尔可以看到一些当地的藏族女孩在水电站的工地上的打零工，或者孤零零的走在路上，民族服饰在庞大的工地上显的很显眼，工程车一过，尘土便将人影掩埋。路边民房的墙上写上了很多移民告示和标语，诸如：“电站必建！移民必搬！”“移民政策不可变！”，决绝之心可见一斑。其中一家工程承建单位中国水电九局打出的标语让人更加胆寒：“挥师康巴，剑指川西”，俨然一付与天地为敌，飞夺大渡河的架势。
撇开移民政策移是好是坏不说，移民们一定也是不想搬，世代居住的家园谁都会舍不得，而且沿河都是水土肥沃，相对平整的良田，很多地方还是四川著名的水果之乡，移民以后上哪里再找这么好的良田呢？河岸越往上，坡度就越陡，土壤层也越薄，一锄头下去可能就是石头，原著民们移民之后的生活想必有点艰难。如果移民到县城，那他们就将彻底失去自给自足的便宜的生活方式，收入来源更不确定。
资源是国家的，国家是人民的，为什么最后人民得不到资源的好处，反而要为拥有资源而付出痛苦的代价？电站所惠及的究竟是谁？
512大地震再次展示了四川地震带的威力，而据规划大渡河最终要开发22级电站，也就是22个大坝，在地震活跃带上如此行事，是目光短浅还是利欲熏心。
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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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政当村长：
年底了，搞死亡人口统计，今年村里死的人多，总共死了5口人。2个是自杀的，一个是20多岁的年轻人，一个是60多岁的老人。这里自杀的人多，酒喝多了就想不开。有跳江的，上吊的也有。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多是被老人骂了或者失恋了，老人一般是生病以后受不了病痛折磨。
我们独龙族以前的规矩是年轻人不能抽烟喝酒的，只有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才可以，或者是过节的时候大家喝一下。以前想喝也供不上，物资运不进来，没有那么多酒可以喝。只能喝自己酿的水酒（玉米或大米酿的酒），后来公路修通了，喝酒的人就多了，也开始和辣酒（白酒）和啤酒了，啤酒刚开始有的时候没有人喝，我们喝不惯。现在连小姑娘都喝的不少。以前年轻人喝酒抽烟被老人看到要骂的。
向风小组那边有户人家，夫妻两个都是酒鬼一样，整天喝酒，地也不好好种，村干部说了很多次都不听。从他家去三乡的路，别人走1天，他们要走三天，因为一路走一路喝酒。上次乡干部送了他们2只羊，想让他们搞山羊养殖，结果第二天他们就把两只羊杀了吃掉了。
迪政当村原村委会主任：
这几年刑事案件也多了，以前我们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刑事案件的。就前两天又发生一起，一个年轻人酒喝多了，把另一个人用刀砍伤了。派出所的人来了，乡里又没有拘留室，现在只能把人送到贡山县城去了。9月份也有个20出头的年轻人把另一个年轻人砍死了，现在在贡山看守所，还没宣判。我还去县城看过他一回。都是喝酒喝的，年青人喝酒老实多（“老实”意为“非常”、“很”）。那个把人砍死的，去年上山打了一头熊，到贡山熊胆卖了4000多块，结果不到一个星期就被他上馆子喝酒喝光了。有点钱就拿来喝酒，喝光了为止。
国家搞退耕还林以后（“退耕还林”是90年代开始的一项国家政策，意为把耕地恢复成树林或返荒），禁止火烧地（放火烧荒），吃的粮食靠国家发的救济大米，吃的东西还不够，搞什么退耕还林嘛（笑）。人们不用去很远的山地去种地了，闲暇的时间多了，又禁止打猎，年青人没事做，就开始喝酒。以前种地老实辛苦，早上天没亮就要去很远的山上开荒、种地，晚上天黑了才回来，这样粮食还是不够吃。
以前我们独龙族的房子都不大，也不分家，一家十几口人都住在一个房子里，这样劳动力多。一家人都睡在火塘边，在火塘边吃饭的时候，老人坐什么位置，年青人坐什么位置，客人坐什么位置，这些都是有规矩的，不能乱坐的，现在都不讲究这些了。以前打猎打到大的动物，用一口大锅在火塘上煮，大家每人分一块肉。谁家要是杀了猪，也是全部分掉，全村每家都分到一块，一点不留。现在也分，但一般只分给亲戚了。
文革的时候这边闹的老实凶，天天要开会批斗，每天讲很多话，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怎么有那么多话讲。有三、四个自杀的吧，有跳江的，也有跳崖的。那个时候怒族的干部到独龙江来带我们搞批斗，有时候两个村子还打架，我那时候还小，躲在苞谷地里偷偷看，吓的要死。
龙元村村委会书记：
我五十多了，我也不太会唱独龙歌了。我们那一代很多都不会唱了。以前大家干完活，年轻人就会聚在一块唱歌跳舞，现在，吃完饭每家都躲在屋里看电视了。年青人聚在一块也就是喝酒。以前喝酒只有过节的时候，大家唱歌跳舞，玩一个礼拜，很开心的。
二胡和笛子是解放后才有的，我的这个二胡是向乡里一个干部要来的。独龙族也有笛子，不过是竖着吹的，不是这种横着吹的。以前还有口弦，现在也没有人会吹了，会做的人都找不到了。
金都里老婆：
我爸爸（指公公），当了几十年村干部，一分钱也没拿到，可惜了。他的表弟，退休后还拿了4万块钱，我爸爸太老实了，什么好处都没捞到。我爸爸还去过北京呢，什么钱都没拿到，太可惜了。我的叔叔还不是一样，原来他当老师，后来在村公所帮忙，当了十几年的村委会主任，也是没捞到钱，有的乡干部拿2000多一个月，他的退休工资才只有70元一个月。
金都里：
我们这里有句话叫“一百万还不如一个乡长”。现在当官的和以前的差远了，现在当官的“吃”的太多了，只知道捞钱，国家给独龙江的钱都被他们花掉了。有个独龙族的人在昆明一个宾馆打工，有一次碰到独龙江乡的领导住在他们酒店，他们说是在昆明出差，其实什么事也没有，就是到昆明去享受去了，即使有事，办完了也不回来，天天在房间里打牌。那个打工的人看不下去，就质问他们：你们没有事为什么还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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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化的融合还是迷失？
独龙族人陈永群说他一生想去的两个地方，一个是拉萨，另一个是北京。由此可以看出独龙族受此两大强势文化的影响颇深。
解放前独龙江地区是由靠近独龙江的西藏的察瓦龙土司控制和管理的，生活物资的贸易也基本由藏族人控制，独龙人用独龙江的木材、药材、动物皮毛换取来自西藏的盐巴、糌粑和其他粮食。陈的父亲哼唱过一段独龙民歌，说的是一个独龙家族，主人翁“班绕波”由于不服藏族土司的贸易控制，被藏族人烧毁了房子，杀死了女人，最后流落到缅甸的故事。雄当的一个纹面女唱的则是一个叫“秀兰邓嘎”的独龙女在西藏做女佣的故事。独龙族民歌除了表达情感的爱情歌曲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传唱从前独龙人的传奇故事，类似一种历史故事说唱，一般都是清唱，曲调是婉婉道来的风格，上面提到的“班绕波”和“秀兰邓嘎”都是这种歌曲。歌手还会根据自己的记忆和理解加入新的唱词，所以每个人唱同一首歌都有不同的故事。
在龙元村的一户人家，男主人有一把苏州乐器厂生产的二胡和一把横笛。他平时没事的时候喜欢玩一下，其中也包括独龙民歌。吃完饭，坐在火塘边烤火，他开始拉起二胡，而他老婆配合着旋律唱的却是一首独龙歌曲。汉族的乐器，独龙的歌，这究竟是文化的融合还是文化的迷失呢？
陈小的时候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制作独龙笛，可是并不会吹，独龙歌更是不会唱了。当我要求他带我去找会唱独龙歌的一个人时，甚至流露出鄙夷的表情：“等下你们在屋里录音，我到外面去等，我听烦了不想听了，每次都唱那几首。”陈的手机里储存的除了藏族歌曲就是流行中国的歌曲。
陈的父亲在2010年1月1日的晚上，在电视机前确认了新闻联播里的日期后，独自跑到厨房的火塘边，端着一个装着水酒的搪瓷缸，一边念新年祈福词，一边泼洒水酒，这一天就权当是弥补一下失落的独龙节日吧。
独龙族本有自己的新年节日，叫做“卡乔瓦”，本意是祭祀山神的节日。并且上下游的村子过节的日期略微不同。过节时要祭拜山神，举行剽牛仪式（用长箭将牛刺死）。县政府几年前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很有创意的颁布了一项政令，把独龙族新年统一到了每年的西历一月十五日，但没有获得独龙人的认可。近几年已经没有老百姓过此节日了。独龙人现在仅在元旦和汉族春节过一下不属于自己的节日。独龙族原有自己的历法，1年也是分为12个月，以观测月相来确定日期，此历法应该和汉族农历和藏历皆不相同。现在已近很少有人懂得此历法，也没有必要再观测月相，因为现在大家都使用西历了。
直至如今，家家户户都装上了卫星电视，独龙人开始加入了中国的变化大潮。在迪政当村的一个木屋墙上贴着中韩演唱组合的海报，强势的外来文化也不可阻挡的攻陷了这个江水依然清澈的山谷。在独龙江的日子里，很多人都在谈论一件事情：未来的4-5年中由上海投资的旅游项目将在这里建成，土石路将重新修成柏油马路，村里的房子会重新盖成二层的砖瓦小楼，并且刷上五彩缤纷的颜色，通往独龙江的公路上可能还会建起一个卖旅游门票的大门。这对他们来说也许是渴望已久的一个机会，不过独龙族的文化已经在不断的冲击中沦陷，永远迷失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发表于Lonely Planet《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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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会不会死
“你说地球会不会死啊？”
我们正在屋里看电视的时候，金都里的老婆突然问我。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应该没有那么快吧，等我们死了可能地球还没死呢”
“那他们长大那时候呢？我看电视上说的，还很担心呢”她指着孩子又问。
这几天哥本哈根正在开全球气候大会，电视新闻上每天都是关于气候大会的新闻，她应该是从中模糊的了解到了关于地球崩溃毁灭的事情。
我想，应该把这个离哥本哈根上万公里一个山沟里的农妇的问题发给那些参会的政要们，让他们来面对这个朴素的农妇问出的朴素问题。真正最关心、在乎地球的正是这些一生依附于土地的人们，爱护土地，辛勤劳动，土地就会给他们回报，养活他们，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是他们最爱惜的，你能指望一个开着汽车在柏油马路上狂飙的城市人去真正关注环境吗？
当有一天地球真的即将死去，精英和富豪们会坐着太空飞船飞往另一个宜居的星球，可他们却永远不能离开这里，抛弃这片一直依附的土地。
2009年12月 独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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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mdo, Tibet 2007 |
 Lhasa, Tibet 2005 |
每次，当我无意中翻看到若干年以前在旅途中拍摄到的孩子的照片，总是有一种莫名的感伤。看着那一张张稚嫩的脸庞，我心里暗暗思量，他们此时应该都长大了吧。那些清澈的脸庞即将模糊、成熟，继而消失在茫茫人海。
在旅途中我乐于和孩子们打交道，他们是最不需要交流技巧的人群，他们友善好奇的天性很容易就能交上朋友。我还喜欢俯下身或蹲下来，以和他们同等高度的视角拍摄他们，虽然有时候他们会害羞的夺路而逃，或是调皮的在镜头前留下脏兮兮的手印。七年前，我在四川甘孜藏区的一次遭遇让我至今难忘，那时我在一个小村庄外闲逛，遇到了几个六七岁的孩子，我就和他们蹲在地上玩起来，其中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在另一个女孩的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只见这个女孩从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摸出了两颗红色的水果糖，分给了我一颗，我看着他们满是窟窿的衣服和挂着鼻涕脏兮兮的小脸，眼泪差点涌出。他们的真诚平等和乐于分享的品质，让我心生无限敬意。
一个地方孩子的境遇大概最可以反映出这个地方的社会成熟程度。孩子们在社会中不仅仅扮演的是下一代的角色，他们是天生弱势的群体，是天生的学习动物，我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往往会影响到他们今后一生的道路乃至影响未来的社会构成和变迁方向。在一个成熟有序的社会中，孩子们理应得到最多的关爱，最公平的教育，最多彩的梦想和最宽容的环境，而这其实是和经济发展水平无关的。
记得有一次，在斯里兰卡中部的山间小道上，我遇到几个孩子穿着洁白整齐的校服不分贵贱的去免费学校上学，我心中立即意识到，那白色是世界上最美的颜色。还有一次，我在电视里看到一个英国患早衰症的孩子，依然在谈论他要做海洋生物学家的梦想，让我感动的是，在他抗争疾病的同时依然可以从容的拥有这样的梦想，而无需为生计和药费发愁。在整个社会发目标展同质化的当下，中国孩子们的梦想也日渐趋同，这是我们的悲哀，还是孩子们的宿命？
2010年的六一就要来了，在和谐当道的中国，我希望终有一日，我们能够拔去那把插在孩子们身上，同时也插在我们心头的那把利刃，让它化作铁水，奔流而去永不复还。
发表于2010年6月号《携程自由行ELITE TRAV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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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能见到的那座山，它是拉萨的香茅山，佛法在那里兴起发展；
对面能见到的那座山，它是牧区的玛卿山，心愿在那里如意实现；
下面能见到的那座山，它是尊崇的五台山，骏马在那里驰骋争先。
——藏族民歌
【一】踏上救赎之路
只为那一眼，我奔走千里，不顾一切。
事实再一次证明，生活总是越忙越乱，越乱越忙。就在旅行计划做好之后，工作突然就忙的不可开交，迟迟不能确定旅行能否如期出发，所以迟迟也没寻找同伴。出发之前拉上了自称高原反应严重的阿菜，此外没有其他同行者，十月份去荒凉的青南高原确实不是什么好的选择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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