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mdo, Tibet 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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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龙江，原有的村级小学基本都撤销了，全部统一到乡镇府所在地孔当的九年一贯制中心校，只有献九当村保留了一个一到三年级的小学，为的是照顾年纪太小的孩子，等到他们要上四年级的时候，再转到中心校上课。比如孔当的中心校离上游最远的南代村有五十多公里山路，不通汽车，只能走路，上一二年级的孩子即使是放假，也很难回到家里。
中心校的学制为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学校去年新盖了教学楼，还为教师单独盖了一栋专用的教师宿舍，工资待遇也不错，可以达到1500到2000元每月。因为教师的待遇逐年提高，每年怒江州想考教师资格证的人非常多，只有考上了才可以享受正式编制的待遇。中心校的教师大部分都是外县的年轻人，独龙江此地交通闭塞，物资缺乏，但好在待遇不错，虽然不能自主选择，他们还是乐于呆在独龙江。
中心校现有学生600多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在学完6年或9年后回到家里务农，只有极少数的可以去到县城读高中。原因之一是在独龙江的小农型家庭生活中劳动力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独龙江生产力低下，至今还是半农耕半渔猎状态，孩子在独立成家以前是家里非常主要的劳动力，之二是子女要承担起养老养病的责任，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一旦子女外出上学、打工、生活，则家中的老幼病残就没有人照顾，所以父母也不希望子女外出。之三是现金收入太低，独龙族是全民族领取国家低保，每人每月30-60元不等，除了低保，其他现金收入只能靠挖草药和打猎，农业上基本没有现金收入，一般群众无法承担起上高中、上大学的花销。
另一方面，独龙族年轻人出去打工的也不多。教育水平低，很多连汉语都说不好，去到外面，文化差异、语言障碍使得他们根本无法和汉族农民工竞争，更何况汉族现在已进入了二代农民工阶段。他们大多是过了一段时间没挣到钱就又跑回来，有些甚至被人骗的身无分文连回来的路费都没有。一次闲聊中，金都里跟我说起，他其实还有一个弟弟，去了外面，已经有5、6年的时间没有跟家里联系了，曾经在深圳打过一个电话问家里要钱，后来就音信全无，他说他怀疑弟弟被传销骗了，现在金都里的父亲已经80多岁了，希望死之前他们能见上一面。还有一次，在秀切村一户纹面女的家里，男主人托我打听一件事，他说他们村里有一个男人去了北京打工，现在听说生了病，在北京回不来，问我是否认识。我十分能理解他们从自己封闭温和的熟人社会，一下子进入到残酷冷漠的消费社会，所体验到的那种无所适从、慌张无助。就像我10多年前第一次来北京，看着三环路上那如水般的车流和无法跨越的马路，内心是前所未有的虚弱和恐惧。
而那些有机会去外面读高中、读大学的人，毕业后也绝不会再回到故土，独龙江还是一如既往的贫困。所以，只重教育而不重机制，只重个人机会而不重公民意识，所能带来的，只是逃离困苦环境的能力，而不是改变困苦环境的动力。所谓的“知识改变命运”，其实是一种国家责任缺失下的“逃出生天”主义，是一种很自私很操蛋很没有责任的说法，他似乎告诉你：逃离了苦难，苦难便可以消失不见。一个人的命运固然容易改变，但社会公平，社会责任如何体现？难道所有中国人都应该崇尚机会主义，所有中国人都移民外国，从此中国就进步了吗？那些拿着外国护照而在国内大把赚钱的演员、商人，那些全家移民自己却在国内敛财随时准备逃离的官员，难道应该是我们效仿的对象？
我想起小时候常听到的大人们吓唬小孩的一种说辞：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要挑大粪，抬大土，就要如何如何.....原来，我们一直接受的是一种关于如何逃离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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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地，死个几十人上百人上千人，除了受害者，人们几天后就会忘记，不然你如何能准备好再接受一出新的悲剧？
甘肃舟曲，泥石流瞬间夺去1千多人的生命，在大规模城镇化后时代，这绝不会是最后一次。四川的汶川、北川、小金、金川、丹巴、马尔康，还有云南的保山、泸水、福贡、贡山等等西部的很多地方，都是两山夹一江的险峻地势，而且都是植被破环殆尽，山头上没有树，有的连草都没有，那些建在西部峡谷中的林立高楼，看的我胆战心惊。非要在这样不适合的地方搞大规模城镇化建设，没有灾害评估，一旦发生灾害，人们连跑的地方都没有，只能是鸡飞蛋打。这个国家就像一个大坝，明处雄壮无比，暗处千疮百孔，只能是疲于堵漏，还恬不知耻的把每次灾难当作危机公关的机会。
谁曾想到，一些人的苦难原来是另一些人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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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藏区，牧民定居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重庆最近正在进行的“农民变市民”项目也在轰轰烈烈的搞。中科院发布的《2010年城市蓝皮书》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百分之46.6，城镇化规模居世界第一。整个中国，从专家学者到各级政府都在翘首企盼中国城市人口超越农村人口的那一天。
在国家战略高度上大举推进的城镇化建设的依据和动力是什么？是国家GDP主义，是消费万能主义，是国家公司化运作。以人口城镇化拉动消费，消费拉动增长，增长带动投资，投资促进建设，这个如意算盘成为了一切行事的基调，很大程度上房地产行业疯狂的涨价正是得益于政府希望快速城镇化的欲望，毁掉一片田，换来一片楼，还能收到一笔钱，这好买卖还不抓紧干呐。在这样功利基调主导下的投资和建设，可想而知质量如何。唐山大地震死了20多万，30年后汶川大地震死了10多万，这不是耻辱是什么？在这一点上中国可以说30年来没有进步，而在退步，这个大国，那个大国，名头很多，最名副其实的只能算水泥预制板大国。在这样的基调下，人手一本商业计划书，全民谈运作，全民搞投资，全民炒房，全民传销，都不足为怪。教育、医疗也好，一张白纸也好，在中国没有不可以市场化产业化的东西。而“市民”这个在古罗马时代被赋予了民主、责任、荣耀、进步意义的词，在当今中国则只意味着坏习气、房奴、无保障、被管理和被拆迁。如果有人去过北京的四惠地铁站，就可以理解什么叫“管理型政府”，大厅之中迷宫一样的铁栏杆密布，就算是刘翔也会被摔个半死，把“以管理人民为己任”发挥到了极致。而在你自以为可以成为第二故乡的城市之中，护照、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结婚证都无法证明你中国公民的合法身份，你还差一个暂住证。
当被城镇化的人口越来越多，农业人口越来越少，那也就意味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永远消失了。自给自足的农业人口无法创造财富，无法拉动消费，还会拖累人均GDP，这种生活方式当然要被消灭。农民们的一亩三分地一部分被征用作城市化用地，一部被政府租用给大公司以实现农业集约化、产业化，农民们拿的那点征地款总有花完的一天，到时候农民们要么自己在城市里谋生，要么回到曾经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给农产品公司种地打工。一旦自愿或被迫加入到这个大公司中，每天就会像机器一样重复2件事：工作——消费——工作——消费。
国家公司化运作的好处是可以快速积累财富，快速扩张，并交出一张直线上扬的GDP业绩报表，而坏处则是人民被经济绑架，被全球化绑架。蝴蝶效应在经济全球化中的表现的要比在气候中出色的多，以后掌握我们喜怒哀乐的人可能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也可能是我们每天消费他们产品的跨国公司。扎西是我的一个朋友，在四川西部一个偏远的小镇上以盗伐木材、开拖拉机养活一家老小，他是家里第一代由牧民转化为城镇居民的人，三年前我在他家小住，头天晚上看电视中说中国正闹油荒，汽油柴油供应紧张，第二天扎西就跟我表示了压力：柴油贵的要死，还加不到，拖拉机没法开，偷伐的木材就卖不掉。经济全球化就是这样迅速和残酷。
城市里的每个人都需要就业，都需要收入来源以保障基本生活。当世界经济不景气，当中国失去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当资源被耗尽，当低端制造业过剩，当基础建设停滞，这个大公司就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所有问题就都来了。君不见当今“祖国山河一片红”，色情业遍地开花，从东至西，西至西藏阿里的小县城，甚至西至阿拉伯半岛，可就是这个提不上台面的行业为社会解决了多少个就业机会？她们为和谐社会做出了多大贡献？当失业率上升，犯罪率也随之上升，贫富差距加大，城市大型贫民窟形成，人们为了生存不择手段。到时不是想和谐就能和谐的了。
你要想和扎西谈生态保护他一定会觉得你是在扯蛋，并且你也说不出口。扎西家山头上的树总有一天会被砍光，到那时，扎西也许会想：我是不是该到成都去试试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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